传媒人

互联网与中国

事实上，互联网真正开始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我认为，推动这个改变的，有如下两个原因：宽带的普及、大量Web 2.0网站的兴起。

如今的互联网，已经彻底颠覆了互联网刚建立时的理念。现在，互联网彻底成为了属于每一个网民自己的互联网。为什么这么说？

以 YouTube、Podcast、Wallop 为首的视像、声音及图片共享平台的建立，允许每一个人展现自我，于是，一夜成名变为了可能。 YouTube 的 Slogan —— Broadcast Yourself 是最能体现上述精神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博客的兴起，互联网成功转型成为一个能为所有民众提供话语权的平台。

而在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社会精英和占有政治资源的政党所垄断的。话语权被分散，这将在极大程度上改变所有互联网发达国家(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态结构。

于是，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再也不能随意忽略民意(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压制新闻自由，因为忽略民意、压制新闻自由的直接后果是，原本能被很好解决的问题将在互联网上被无限放大和复杂化。

另外，根据已有的案例显示，博客正在变成传统媒体最大的挑战者，博客也改变着新闻报道的传统观念。在以前，第一时间报道权和独家新闻，无外是由各大传统媒体来争抢，普通民众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不少的事件被公开，皆出自互联网博客和BBS，这根本颠覆了传统新闻报道流程。甚至有时候，传统媒体几乎只是发挥了一般传播或者深度报道的作用，因为事件第一手资讯的公开权，已经完全落入了博客和BBS使用者的手中。

所以，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压制新闻自由，将变成一个政府最大的决策失误。因为这等于让政府自己放弃了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就会被普通民众独家获得。这些由网民自发公开的资讯，往往带有强烈主观性和臆断性，可是由于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权被政府剥夺，导致资讯的唯一来源竟然是草根民众，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新闻是理智和客观的，相反，这些资讯往往是具有反政府性和煽动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必须拿出更加开放的态度，事实上，这也符合政府的根本目标。

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已经不可逆转，它已经改变了所有中国网民的生活方式，我甚至可以断言，互联网的普及在以后更会推动国家上层建筑的改革，因为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以往。

我想，等到互联网在中国诞生40年左右，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将比现在更好，一如当初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一举改变了英国乃至整个世界那样。

互联网时代网友的责任意识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与之前“史上最牛钉子户”、“虐猫者大追捕”、以及“真假华南虎”等等造成轰动效应的新闻一样，都是由互联网媒体率先响应的。

互联网的草根性和匿名性现在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利处在于，普通公众可以透过互联网平台来发布资讯（如“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发表评论（如第一个质疑华南虎照是伪照的网友），这些新闻和评论凭借互联网特有的传播性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传播开来，从而造成空前的舆论效应。

从根本上来说，在互联网论坛上发布新闻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复杂和困难，变成了简简单单的“发帖”，而发表评论亦完全没有了门槛，只需要“跟帖”即可。

然而鉴于互联网的特性，我们完全无法指望互联网论坛上新闻的发布者和评论者能像媒体从业人员那样具有专业能力和风险意识，所以在互联网上，新闻的真伪竟得不到有效保证。

所以这把双刃剑的弊端就由此显现：一旦某些网友为了特定目的（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故意夸大新闻事实或者根本发布假新闻，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并最终造成舆论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上，这将变得难以控制和收场。

以“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来说，网友的舆论压力最终导致丁母被警方保护和介入调查，想不到最终的真相竟是这位所谓的“史上最恶毒后妈”完全是由网友杜撰出来的。我们不能因为杜撰者出于善意就对此事件不加追问，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否因为互联网的固有属性而放弃对互联网新闻真实性的监督？

互联网的使用者可以肆无忌惮地炒作甚至杜撰“新闻”，造成舆论混乱，是一个新现象。当然，我们不否认在真假华南虎事件中那位第一个指称老虎照有假的网友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但问题是，我们根本无法指望所有网友都具有新闻意识，遑论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史上最恶毒后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比较悲观的是，虚拟的互联网由于没有门槛，使得任何公权力机构找不到有效措施来教育网友对自己在互联网上言论负责的意识，由此看来，“史上最恶毒后妈”之类的乌龙事件仍会不时上演。

或许，只有当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以后，这类事件才有可能消失。

中国的新闻学学生，审查是核心观念

翻译自2007年12月31日《华盛顿邮报》A11版，记者 Edward Cody （发自北京）

英语原文地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12/30/AR2007123002312.html

最近的一个星期五夜晚，约有200名清华大学的新闻学学生济济一堂，参加一个两小时的关于西藏政治历史的讲座。

他们被告知，这个多山的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达賴喇嘛则是一个以宗教推动分裂的狡猾汉奸。讲座是对中国政府标准阐述的表演，这使得一些学生昏昏睡去，但是大部分则很耐心地聆听着。

周晓明（音译）是西藏问题专家，亦为政府顾问，作为客座教授的他提供学生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这门研究生和在读本科生的必修课程，由最近才在清华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在这所精英大学开设。

该中心在其运作的第一年，就成为反映中国急速迈向现代化和共產党坚持控制信息流动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鲜活例子。清华大学的新闻学学生在被教授水门事件和互联网的崛起的同时，更被教授在类似中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下，记者仅可扮演的有限角色。

在中国，这个角色传统意义上就是要通过宣传来支持政府以及隐瞒同官方政策相抵触或者使官方难堪的消息。但是随着三十年来这个国家向世界的开放，许多记者和新闻学学生以及他们的教授已经学到了对于他们专业的新目标，诸如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调查式报道。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在2001年强烈要求中国的媒体和新闻学院采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念。这个名词广泛意义上被解释成为在政府眼中能够改善社会以及考虑到中国现实的新闻学，包括一党专政下的审查制度。

几乎与中央命令在清华大学新闻学学生中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学习的同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编辑范敬宜开始了工作。76岁的范来到清华开始教授他的课程，这个课程大多数情况下会邀请编辑和政府官员作为客座演讲者。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他，在2007年初成立了这个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而清华大学的所有新闻学教授则自动成为了该中心的成员。

“这在真正意义上加强了新闻学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范以新闻学术的角度解释说，并补充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育部鼓励他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观察新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有很多趋势需要引起注意，”他继续说，“一个是不合时宜的教科书，一个是西化的新闻观。另一个是抽象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匹配，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得以解决。”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之一，清华大学没有进一步解释该中心的目的或任务。

从重病中康复的范，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以及与范一起编撰教程核心课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的院长助理李彬一样，拒绝接受采访。

与学生和该中心相关人员的访谈暗示他们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中被传授内容的不适。有的学生说他们无法记住学习内容，或者他们很少对该课程引起重视，因为他们更专注于其它学科。似乎没有人渴望谈论这个课程。

“在演讲中，许多在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专家们讲述他们的经验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报道新闻，”一年级的研究生李明（音译）说。“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这个课程中感到被影响。但你知道，这门课一定会对学生产生渐进并潜移默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被反映，所以以后当我报道新闻时，我会不自觉地遵循这门课程试图教授给我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名研一学生许树建（音译）则说这门课程很不错，因为当他们毕业后就业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更倾向于聘请那些有责任感的同时也“有良好马克思主义意识”的记者。

不过一位知晓该中心和课程内幕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师表示，大多数教授着眼于在中国共產党体制下记者开展工作的现实情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业的学说。“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教授的新闻学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本身，”他解释说。

选择意味着目标是保持新闻学学生走在笔直且狭窄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作为中心的名称，部分原因是吸引支持或者可能的来自中共官方的资助，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面带微笑地补充到，“你能想象如果你成立一所资本主义新闻学院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吗？”

来访的编辑们畅所欲言地谈论绕过党检查的战术，他说，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并学习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与当局妥协”的办法。大多数的教授呼吁他们的学生要处理好审查，并且尝试超越常规限制而不是反抗整个检查制度，他补充说。

其中的一位客座讲师，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杨正泉，告诉学生们1976年毛澤东逝世的消息是如何经过微妙且冗长的正式审议后才被报道的。他不怀疑政府有控制这些消息的权力。

在自己的一次已被转载到他同李彬联合编著的教科书的讲座中，范告诉学生们说，他们在新闻学领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报告在不同领域和阵地中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指导工作的。”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胜任而优秀的记者，你必须了解政治，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必须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则，”他还说。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去观察和处理事物，”他告诉他的班级。这个观点是什么？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方法论是什么？是如何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

针对审查，范告诉学生，政府必须要“引导舆论”，因为许多中国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能很好地理解时事。“我国国情决定我们必须引导舆论，”他说。“我们应该考虑每一篇报道的社会影响，并考量报道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尤其是对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是好还是坏。”

清华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李强，在校园中被曝光以作为榜样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在2005年，当他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时，李把春节假期花在一些小而贫困的山西省农村上，然后写了一篇关于村民面对着怎样困难的40000字报告，部分原因是地方官员未能帮助他们。“《乡村八记》，”他这样称呼此报道。

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范敬宜将报告送到了政府官员那里。一份报告的副本则被送到了溫家宝总理的办公桌上，他在回信中说，这就是中国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类型，它探查了人民的需要。该报告受到了广泛讨论。报告的一部分在互联网上传播。但它从未出版——因为清华大学教授认为它过于敏感。

中国媒体，在艰难中前行

一篇针对网络游戏《征途》的纵深报道，在过去的十天中被议论纷纷。

去年12月20日，星期四，这是《南方周末》报的出版日。翻开当期的报纸，一篇报道迅速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篇报道名为《系统》，报道以一位网络游戏《征途》的女性玩家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为读者详细报告了《征途》这款网络游戏给玩家带来的灾难，引人深思。

看罢，颇感痛快。痛快于南方周末的勇气，痛快于该报道记者曹筠武的功力，痛快于这篇报道揭露了《征途》的种种敛财手法，更痛快于报道借《征途》引发了读者对于当今中国网络游戏的沉思。

无疑，这是一篇极好的报道。我习惯在《南方周末》的官方网站上下载每期报纸中令我感想深刻的报道或者评论，《系统》这篇报道自然不会例外。

令我意外的是，我在南周官网上搜寻不到《系统》一文。当时我就在揣测，是不是这篇报道太过于使读者震撼，以至南方周末不希望此报道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从而没有把《系统》的电子版上传到网站上？

之后的事实显示，南周网站上出现过这篇报道的 HTML 和 PDF 版，然而很快就被撤下。

网络热议，压力并非来自政府管理部门，而是网络游戏《征途》的运营商的高层，确切地说，来自史玉柱先生。

没有中国人不知道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没错，这两个在中国引发激烈争议的保健品亦为史玉柱先生的杰作。

当史玉柱玩腻了保健品这行以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网络游戏。挟着他在保健品行业中获取的巨大利益，他一掷千金，领导征途（现已改名为“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出网游《征途》。

史玉柱极善于掌握受众心理和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所以，《征途》给他的公司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利润，而该公司亦凭借着这款游戏的巨大成功，在 NASDAQ 顺利上市。

从脑白金时代开始，史玉柱就是一个争议人物。现在，《系统》这篇报道无疑再次把他，把他的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到风口浪尖。

吊诡的是，就在《系统》这期《南方周末》报前一期的C版，亦有关于史玉柱的访谈。出现在这篇访谈中的史玉柱的形象，给人感觉很正面。

与此同时，与《南方周末》关系紧密的《南方人物周刊》，将史玉柱评为“年度魅力人物”，并称其为“商业奇才”。

在某位网友的博客上，这个奇怪的找平衡策略被评论为“自己人扇了自己人的耳光”。

网络上亦有消息指出，《南方周末》之前曾接受过史玉柱公司的赞助。

所以，《南方周末》不得不在坚持新闻理想和现实压力间寻找平衡。我不会过多指责《南方周末》删除《系统》电子版的行为。在我看来，南周的总编有魄力签发《系统》，已经表现了南周的勇气，这是在中国媒体中鲜见的一种勇气。

现在，中国的媒体不仅受到了来自官方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更会受到来自有钱有势的企业的压力。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迫使媒体想尽办法开源节流，拉拢赞助——这个行为将会引发潜在的对于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

报道《系统》的背后，一定已经过外人难以想象的博弈过程。我认为，《南方周末》已经做了最佳的决策。当然，这是一种妥协。

在当今中国，这种妥协不是多了，而是太少；这种妥协不应该被过多指责，反而应该予以理解。

在这种妥协中，中国媒体会开始成长，会在艰难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