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02

    中国的新闻学学生,审查是核心观念

    翻译自2007年12月31日《华盛顿邮报》A11版,记者 Edward Cody (发自北京)

    英语原文地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12/30/AR2007123002312.html

    最近的一个星期五夜晚,约有200名清华大学的新闻学学生济济一堂,参加一个两小时的关于西藏政治历史的讲座。

    他们被告知,这个多山的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达賴喇嘛则是一个以宗教推动分裂的狡猾汉奸。讲座是对中国政府标准阐述的表演,这使得一些学生昏昏睡去,但是大部分则很耐心地聆听着。

    周晓明(音译)是西藏问题专家,亦为政府顾问,作为客座教授的他提供学生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这门研究生和在读本科生的必修课程,由最近才在清华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在这所精英大学开设。

    该中心在其运作的第一年,就成为反映中国急速迈向现代化和共產党坚持控制信息流动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鲜活例子。清华大学的新闻学学生在被教授水门事件和互联网的崛起的同时,更被教授在类似中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下,记者仅可扮演的有限角色。

    在中国,这个角色传统意义上就是要通过宣传来支持政府以及隐瞒同官方政策相抵触或者使官方难堪的消息。但是随着三十年来这个国家向世界的开放,许多记者和新闻学学生以及他们的教授已经学到了对于他们专业的新目标,诸如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调查式报道。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在2001年强烈要求中国的媒体和新闻学院采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念。这个名词广泛意义上被解释成为在政府眼中能够改善社会以及考虑到中国现实的新闻学,包括一党专政下的审查制度。

    几乎与中央命令在清华大学新闻学学生中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学习的同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编辑范敬宜开始了工作。76岁的范来到清华开始教授他的课程,这个课程大多数情况下会邀请编辑和政府官员作为客座演讲者。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他,在2007年初成立了这个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而清华大学的所有新闻学教授则自动成为了该中心的成员。

    “这在真正意义上加强了新闻学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范以新闻学术的角度解释说,并补充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育部鼓励他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观察新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有很多趋势需要引起注意,”他继续说,“一个是不合时宜的教科书,一个是西化的新闻观。另一个是抽象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匹配,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得以解决。”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之一,清华大学没有进一步解释该中心的目的或任务。

    从重病中康复的范,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以及与范一起编撰教程核心课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的院长助理李彬一样,拒绝接受采访。

    与学生和该中心相关人员的访谈暗示他们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中被传授内容的不适。有的学生说他们无法记住学习内容,或者他们很少对该课程引起重视,因为他们更专注于其它学科。似乎没有人渴望谈论这个课程。

    “在演讲中,许多在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专家们讲述他们的经验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报道新闻,”一年级的研究生李明(音译)说。“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这个课程中感到被影响。但你知道,这门课一定会对学生产生渐进并潜移默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被反映,所以以后当我报道新闻时,我会不自觉地遵循这门课程试图教授给我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名研一学生许树建(音译)则说这门课程很不错,因为当他们毕业后就业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更倾向于聘请那些有责任感的同时也“有良好马克思主义意识”的记者。

    不过一位知晓该中心和课程内幕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师表示,大多数教授着眼于在中国共產党体制下记者开展工作的现实情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业的学说。“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教授的新闻学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本身,”他解释说。

    选择意味着目标是保持新闻学学生走在笔直且狭窄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作为中心的名称,部分原因是吸引支持或者可能的来自中共官方的资助,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面带微笑地补充到,“你能想象如果你成立一所资本主义新闻学院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吗?”

    来访的编辑们畅所欲言地谈论绕过党检查的战术,他说,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并学习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与当局妥协”的办法。大多数的教授呼吁他们的学生要处理好审查,并且尝试超越常规限制而不是反抗整个检查制度,他补充说。

    其中的一位客座讲师,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杨正泉,告诉学生们1976年毛澤东逝世的消息是如何经过微妙且冗长的正式审议后才被报道的。他不怀疑政府有控制这些消息的权力。

    在自己的一次已被转载到他同李彬联合编著的教科书的讲座中,范告诉学生们说,他们在新闻学领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报告在不同领域和阵地中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指导工作的。”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胜任而优秀的记者,你必须了解政治,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必须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则,”他还说。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去观察和处理事物,”他告诉他的班级。这个观点是什么?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方法论是什么?是如何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

    针对审查,范告诉学生,政府必须要“引导舆论”,因为许多中国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能很好地理解时事。“我国国情决定我们必须引导舆论,”他说。“我们应该考虑每一篇报道的社会影响,并考量报道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尤其是对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是好还是坏。”

    清华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李强,在校园中被曝光以作为榜样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在2005年,当他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时,李把春节假期花在一些小而贫困的山西省农村上,然后写了一篇关于村民面对着怎样困难的40000字报告,部分原因是地方官员未能帮助他们。“《乡村八记》,”他这样称呼此报道。

    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范敬宜将报告送到了政府官员那里。一份报告的副本则被送到了溫家宝总理的办公桌上,他在回信中说,这就是中国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类型,它探查了人民的需要。该报告受到了广泛讨论。报告的一部分在互联网上传播。但它从未出版——因为清华大学教授认为它过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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